何：官僚主义的计划，造成短期的瓶颈短缺，那只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

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何：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 2000 年 3 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参看当前经济形势评论（ 1993 ? 2 ），刊《何新经济政治论集》第 79 页。? 我看过联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

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发展型消费回暖成为消费复苏的一大亮点。

此次特别国债全额纳入中央财政赤字，释放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信号，有利于经济加快复苏。其中，资产负债表是最为关键的传导渠道，而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或成本）最小化所形成的债务收缩则是最为重要的作用机制。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效，用好用足降准降息空间。一是居民存款淤积减少，发展型消费升温。

其次，从负债端来看，各部门债务均在增长，远未到收缩程度。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降息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和债务负担，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四是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线城市相对稳健，二三线城市降幅较大，分别累计下跌6.6%和10.8%。考虑到地方政府普遍为债所困，疲于应对偿债压力而无暇发展经济，中央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地方政府修复资产负债表，给地方松绑，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民间投资活力增强体现在民营经济景气度提升。从股票市场来看，日经225指数在1990年初接近3.9万点，1992年已跌至1.4万点的阶段性底部，累计下降63.0%，随后于2003年4月一度跌破8000点，创历史新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私人部门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由此引发债务收缩。一是货币总量保持合理增长，适时降准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缓解银行净息差收窄压力。

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开始修复，主要表现为存款淤积减少，储蓄向消费逐步转化。资产负债表衰退并非只是指资产负债表本身的收缩，更重要的是，这一收缩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其间只有2005年和2008年是正值，1998—2022年平均债务增速为-2.6%。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日本学者辜朝明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经济衰退时提出的。

甚至有观点将当下的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认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覆辙，陷入长期停滞局面。由此，引发了中国是否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热议。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减少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的干预，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一方面，扩张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加大发债力度。截至2023年末，我国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债务同比增长6.9%和9.1%，虽然只及过去20年平均增速的一半，但距离衰退还非常遥远。2023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同比增长9.2%，民间投资增长保持韧性。

以上分析表明，以资产缩水、债务收缩和经济衰退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中国并没有发生。2023年，财新制造业PMI回升至50%以上的扩张区间，且在多数月份高于官方制造业PMI，显示民营制造业生产经营复苏相对较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过快收紧货币和房地产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破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先后进入大幅调整阶段。三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化债，地方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从股价变化来看，2022年至今，上证综指从3600多点高位回落，一度跌破2700点，现已重回2900点上方。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具体来说，居民部门债务增速有所下滑是事实，一些分项（如住房贷款）在个别季度也曾出现负增长，但得益于个人经营性贷款的较快增长，居民债务总体水平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并没有出现负增长。特别国债具有发行机制灵活、审批流程高效、资金专款专用等优势，一般不列入财政赤字。地方政府获得资金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增加基建投资，有助于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此外，降息还会对资产价格形成支撑，避免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

分行业看，制造业民间投资保持活力，2023年同比增长9.4%，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2.9个百分点，增速连续6个月回升。一是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畅通国内大循环。

三是政府投资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要更加关注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服务供给，加快培育壮大发展型消费。日本企业部门债务增速由1990年的11.3%一路下滑至1997年的零增长。

具体来看，日本居民部门债务增速由1990年的10.5%下滑至1997年的1.2%。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扩张速度尽管较大幅度放缓，但从未出现债务收缩（负增长）。

二是财政应加力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建设，弥补房地产投资缺口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有助于统筹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近年来，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增速呈现稳中趋缓态势，消费增长更多由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发展型消费拉动。这一点与日本也有着本质区别。三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增强宏观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最典型当属不恰当的借用金融抑制理论来撑腰。他认为，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作哪怕是一小点改进。

在传统的穷人素质低、不愿、不会、不善于使用贷款的理念下，金融机构都不为穷人贷款。没有约束条件的研究，不能被称作是科学的研究。

为了防止农村中的富人、村干部等强势人群与穷人争抢小额信贷，尤诺斯的乡村银行设计了一整套排斥制度：一是贷款额度小、周期短，使强势人群看不上、瞧不起，因为他们如果需要贷款，可以顺利地到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获得额度大的、周期长的款。而传统的金融理论不愿意为穷人贷款，原因是穷人还不起款，家里也没有抵押物，社会上也没有人愿意为其担保。